新生代

    007年之前，一线工人中尚有大量“60后”、“70后”作为缓冲层。事情开始发生变化，是在008年。由于其时集团高管的注意力均在外部的“全球金融危机”上，他们完全没有意识一个更大的冲击——“85后”、“90后”登场，并迅速成为一线工人主体

    5月6日下午5时，深圳宝安机场。

    当《中国企业家》记者乘坐的航班降落并滑行时，两百米外，一架湾流G550私人喷射机舱门大开，工作人员正做起飞准备，尾翼上的号码B99888清晰可见。—这是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个月前买下的第五架私人飞机。

    此刻，郭正端坐于一辆老式丰田车上（花几十万购得，开了十几年，后期装饰费用超百万），从龙华赶往机场。半小时后，他将乘坐这架飞机飞回台湾。

    这一天，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园区，郭台铭只停留了5个多小时。他的眼袋清晰可见，自称“已一个多月没有睡好觉”。一天前，他本来正在台湾阿里山陪前来访问的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但当晚在深圳园区发生的第“跳”，终于让他如坐针毡。

    于是，郭忙里抽身飞临深圳，亲率近百名外媒记者，分乘六辆大巴从机场浩荡荡“杀”到龙华，其场景令见惯大世面的富士康高管也不由惊呼。

    上午点，郭台铭一进园区即紧急召集几位中高层开会，以安排记者的参观路线。当有人向他建议另外一条路线时，他颇为不屑，大声训斥：“就听我的，我是总导演！”或许，他自信这将是一次成功且必要的危机公关。临了，他不忘提醒道：“我们要严防第十二跳！”

    半小时后，参观开始。00多位记者紧紧簇拥在他周围，还有千余名欲一睹“郭董”风采的员工，场面之混乱，以至一位记者丢了9000元现金，更有台湾一家电视台的记者被挤倒，摄像机扫过郭台铭的脸颊。郭对周围的嘈杂恍若不闻，自顾自地逐条解释贴在墙上的规章制度，他一开口，周围立刻鸦雀无声。“我们不是血汗工厂，”他半开玩笑说，“你们才是血汗媒体。”

    下午点半的心理学家座谈会，“总导演”也临时决定让记者们听一听。“我除了道歉还是道歉，除了痛惜还是痛惜。”他缓缓地连鞠三躬，“现在最怕晚上点后接到电话，噩运一直在考验我们的运营能力。”

    然而，事态没有按照“总导演”设计的方向发展，当天深夜：50，刚回台湾的他再次接到了他最不愿意接到的电话：半小时前，“十二跳”发生了。

    第二天下午，“B99888”又飞回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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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代

    全是人，像拧开自来水龙头一样。

    园区右侧的甬路上摩肩接踵，一张张年轻的脸挨得如此之近，可以闻到彼此头上洗发水的味道。要走出大门，去往污秽不堪的大排档，巴掌大的草坪或者贫民窟一般的狭小宿舍，先要通过几排狭窄的门禁通道。刷卡机像蜂巢一样响个不停，保安如工蜂般忙碌，他们还得例行检查每个人的皮包或手提袋，人数太多，也只能粗略一看。

    每天黄昏乃至晚上，深圳“关外”会出现中国最壮观的散工潮。

    创造它的，是富士康。富士康在深圳有两个园区，观澜与龙华；观澜面积约平方公里，龙华园区则为.平方公里，两个园区加起来，与清华大学面积相当，而其中员工超过4万人，接近一座中等城市的总人口。

    自今年月日至5月6日，两个园区共有名员工跳楼自杀，平均年龄不到岁。据称，来自工作、家庭、社会、健康、情感的种种压力，拧成压倒这些员工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令富士康许多人至中年的主管困惑的是，这些所谓的压力，与他们所经历的人生磨难相比，根本不是什么迈不过去的槛儿。

    郭台铭曾表示对年轻人生活方式的不理解，009年9月，他赴重庆考察基地时说，如今年轻人将精力过多放在网络游戏、交友网站上，这样等于“谋杀时间”。并以自己的经历佐证，“只要找一份与理想和兴趣相符合的工作，一天工作5个小时也不会觉得累”。

    “干嘛把我们说得像外星人？凭什么给我们盖戳？”0岁的刘德满（化名）讨厌那些把自己定位在“90后”的评价，他是富士康的一线作业员，郭台铭一天工作5个小时，不玩网络游戏的生活让他觉得匪夷所思，“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说。

    刘的任务是焊电路板，他必须警惕焊点不光滑或漏焊。“如果老大（生产线基层主管）训我，一次两次就忍了，真骂急了，我就回骂他一顿，最多不干了。”他拿起超市货架上的一包烟，做了个拍的动作，“临走前，说不定会偷偷给他一砖头。”

    刘德满来自安徽，45岁的父亲在东莞玩具厂打工。他有些看不起父亲，玩具厂去年欠父亲0天加班费，去讨薪，被推倒在地，父亲站起来土也没掸，一言不发回到流水线上。

    富士康在中国大陆员工总数超过80万，照当前的扩张速度，今年底，总数会接近00万。一线员工中85%都与刘德满年龄相仿，是85后，他们是支撑“紫禁城”的新基石。

    “0岁出头的年轻人走进工厂，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什么？他们的长远期望是什么？他们中多数来自比较落后的农村，怎样适应深圳这样一个快节奏发展的城市？又怎样适应富士康这样一个既是高科技，又属于高劳动密集型的工厂？我们如何创造更适应他们的工作氛围？”富士康集团行政总经理兼商务长李金明对《中国企业家》列出了一串问号。几十万人生产之外的生活，全部由李负责，有人戏称他为“富士康市市长”，他现在却是“最痛苦的市长”，烟一根接着一根。

    “富士康条件确实不错，就是不好玩。

   []          ”长沙姑娘陈绍萍（化名）说，她在工厂附近一家名为“缤纷岛”的足疗店上班，之前在富士康工作过两个月。在工厂，算上加班费每个月能挣600元左右；在足疗店，能多挣近000元。工厂包吃包住，连洗衣服也免费，其实装进口袋的钱差不多。只是，每天固定时间起床，沿着固定路线上班，穿着同样的工装，在冰冷的机器前重复同样的动作，确实“不好玩”。和她在一起的姐妹，七八个都是富士康的前工友，还有来自华为或比亚迪的。

    “不好玩”的工厂里，如果情感能够通过交流得到释放，悲剧可能扼杀于萌芽，只是交流也是个奢侈品。

    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发现，许多年轻工人刚学会用QQ，就能在虚拟世界里口若悬河，面对面交流时却陷入沉默。同一车间的工友有上百人，多数人交际圈子还是老乡或恋人。

    此言不虚。5月4日晚，《中国企业家》记者参加了富士康“00年度励志大会”。大会的高潮是，只要谁能说出全部室友的姓名、电话，就立刻奖励000元，台下当时坐着至少几千人，一时间跃跃欲试、交头接耳、四下打听，但最终，仅有三人跑上台。

    在富士康工作年并于00年“SARS”期间升任卫生部长的芮新明，对此也深有感触，“新一代员工非常自我，不关心别人。到了富士康，我的圈子还是以前的，为什么去网吧，跟以前的朋友聊，跟男朋友聊？这就是社会价值观出现问题了。以前可能靠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和理念，现在是利益纽带，但是你又改变不了。”他对《中国企业家》反问道，“富士康能改变的了吗？”

    事实上，许多人与家庭之间的“脐带”，也已被剪断。有人来到深圳后，两三个月都不给家里打电话，家长把电话打到工会，陈宏方只好满厂跑着找人。在富士康PCEBG部门，本刊记者随机对0多名工人进行调查，他们平均年龄.7岁，入职时间平均87天，其中给父母寄钱的有7人，认为家里不需要自己赚钱的有9人。

    陈宏方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是：有个一线员工，每月算上加班费不过000多元，却给家里要了万多，买了辆奇瑞Q。按照级别，他无法在园区内停车，只好每天把车停在外面，每月付出一笔不匪的停车费，加上油钱，工资就所剩无几。陈非常纳闷，就去问他为什么买车？员工回答，“以前在家，老爸有车我经常开。没什么大不了的，有车方便，经常带同学们去兜风。”陈反问：“可你的工资连消费都够不啊？”对方说：“不够找家里要。”

    富士康集团资深副总经理何友成是眼看着深圳园区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他对新生代员工的印象同样反差巨大。“以前小孩子离职会算得精准，我领好钱再离开。现在不是，他不告诉你，钱也不要了，甚至他的行李包包都可以不拿。”他对《中国企业家》解释说，不要行李，是因为按富士康的规定，离开宿舍要办离职手续。类似情况多了，公司不得不另出规定：如能联系上本人，会帮他照看4天的行李；无法联系上的，会帮看7天行李，“再没有拿走我们就处理掉了。”

    自杀的员工，多数入职时间很短，有的不过0天。“他们都在家庭的呵护中长大，当走向社会，需要经历以自我为核心的家庭环境到以集体为核心的组织环境的转换，容易在转换中产生精神危机，孤僻而焦虑。”华夏基石管理咨询集团董事长彭剑锋分析说。

    而据他近期对东莞制鞋企业的调研，发现离职率最高的也是上班不足半年的新员工，“跳槽或跳楼，都暗示了不能用上一代工人的标准，来衡量新生代工人的职业适应能力。”

    [4]         

    那一代

    年前，从深圳到广东的丰顺、澄海，走07国道要一路颠簸十几个小时（如今个多小时）。时任人事训练部副理的台湾人何友成，就是沿着这条路跟着孙厂长来到了他的老家。富士康当时设定的招聘条件是：必须高中毕业。孙厂长热心张罗，方圆几个村很快就有700多人来应募。最终，何选定了8个员工。

    —鸿海帝国的奇迹，就是靠这样一代蒙昧而年轻的农民工打下基础的。

    当时，促使郭台铭做出“移师大陆”这一决定的，是986年台湾开始的第三次经济转型，并以产业升级和拓展美国以外的外贸市场为目标。这一年，台湾制造业雇员月平均工资比上年增长5.8%，分别高出当年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4个与8.5个百分点，以后更逐年攀升；同时，大批年轻人也不愿到艰苦的制造业企业，到980年代末，在台湾聘一个人的薪水，在大陆可聘－5人。彼时，创立4年的鸿海不过00多人，不得不对人力成本斤斤计较。

    为此，郭台铭曾去东南亚考察过，也到大陆考察过三四次，又利用其祖籍山西的人脉进行调研后，判断这里才是自己的“福地”。最初，他将厂址设在深圳宝安区西乡，后搬到南山区蛇口，和当地许多企业一样，以来料加工为主。那时，蛇口有一块醒目的巨大宣传板，写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郭每次经过，都颇有感触。

    何友成清楚地记得，鸿海高层对在大陆设厂的潜力都无异议，也发现两地落差没有想象那么大，唯一担心就是大陆劳动力素质能否满足需求。“你不好讲他们笨，只能讲那是一种纯朴，那时工人有两个特点：第一领悟力差，必须手把手地教；第二比较羞涩，不愿意表达。”

    身处丘陵地带，交通闭塞，首批“学生工”的社会知识几乎一片空白。招工时有个简单测试，给每人一张白纸，让他们画出心中的火车或者船，很多人在纸的一角画了小舢板，拇指大，他们以为，真船就像课本上印的那么大。

    到990年，富士康也不过800名工人。它的食堂有桌凳，可刚进厂的工人还是蹲在墙角，而且，必须找到老乡一起吃才觉得香。多数人说话粗声大嗓，宛如乡下；不习惯冲马桶，每天都要堵几次。

    为此，郭台铭下令，第一要务是“把人教育好”。富士康很多规矩也从此而来，从基本生活习惯开始，要求见面打招呼，不许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好在公司还小，一个组长差不多每天用二十分钟就能和所有下属聊一遍。在周围小厂还是一个床位两个人睡（夜班跟早班的人轮流）的时候，富士康就建起了八人一间的宿舍，配有小课桌、台灯。当时，这让员工挺满意，下了工，就乖乖待在房间里。

    “如果说工作压力，那时才是真大呢！”何友成记得，即使最简单的动作也要手把手教，往往一个简单动作也要训练三天。富士康早年以小零件起家，自动化程度不高，料号又多，必须使用人工。但是，“多难的工作都能克服，也没什么埋怨。那个年代真的没什么埋怨的。”何感叹说。

    当时，普通工人工资0多块钱。当时工人出来都是为了替家里挣钱，公司包吃住，有的工人一个月就花五毛钱。每逢周日，邮局门前都排起长队，汇款单上有的是0.4元，有的是0.6元，连几毛钱都要汇回去。

     [5]        

    99年，邓小平“南巡”，郭台铭认为应“迈开大步，否则就慢了”，他决定把台北的“一级部队”开进来。富士康的台干，988年时不过三位，到996年已近40位。同在99年，公司规模扩大，为提升基层主管素质，富士康尝试招收大学生，不想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碰了钉子。老师问：“你们有没有户口指标？”一句话把他们问住了。

    不过，这阻挡不了富士康的脚步。99年，其员工规模还是000人，到998年前后，已首次达到了一万人。“爬坡还是很快的，后面我们应该是在995年以后就飞速发展了，三千、五千这样在翻。”何友成回顾说，到00年前后，员工即突破了0万人。在998年，富士康也开始走出深圳，第一站是昆山；年后，昆山园区的员工已达到7.8万人。

    人才需求高峰时，富士康曾和全国近800多所职业学校密切合作，深圳园区招工目标锁定于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四个省份，更远的地区，例如河南，尽管劳动力资源丰富，可是担心员工假期回家后就不再来了，没有大批量招募。

    000年以后，“80后”开始加入。不过，直到007年之前，一线工人中尚有大量“60后”、“70后”作为缓冲层。在997年加盟的李金明（现任富士康集团行政总经理兼商务长）看来，“那时工人相对好管，其实也是管辖幅度没这么大，没这么复杂。你说难不难？都难，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不同的问题。”

    李金明真正感觉到员工的变化，是在008年。不过，由于其时集团高管的注意力均在外部的“全球金融危机”上，一开始完全没有意识一个更大的冲击接踵而至—“85后”、“90后”登场，并迅速成为一线工人主体。

    “金融危机工作机会少了，大家应该是更珍惜工作机会。”李对《中国企业家》回顾说，恰恰相反，大批员工将富士康当“跳板”，待上三两个月，行李都不拿就走了。

    特别是金融危机后期，制造业再次扩张产能，珠三角用工紧张的情况几可与980年代末的台湾相比。富士康月均员工流失率达到%左右，一年下来工人换血率近60%，而周边小厂有的则高达90%，富士康不得不一反之前主要依靠学校的做法，放开了社会招聘。

    如今，富士康每天要面试基层管理者、工程师00余人，普工每天000－000人。“来应聘普工的，只要看起来身体没有什么疾病，就都可以入职，而且我们很少解聘，一般都是员工主动辞职。”富士康集团党委副书记李永中对《中国企业家》说。

    富士康隐隐觉察到旧的工厂秩序会改变—他们每年都会做员工结构变化分析报告，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冲突竟会以如此惨烈的形式发生。

    5月4日，在IE学院一楼的一间大教室里，我们看到，至少50名新员工，在讲台上老员工的指挥下签劳动合同，许多人眼里透露出的是新鲜感。其时，外界正忙于炒作天前发生的“第8跳”。